以占有物品多少来评定生活之水准和幸福感，无意是会增加不幸福感。如果觉得你爱真理，因为认识真理，就能够明辨是非，往往会陷入自我制造的沼泽池。

“尤其感到自己是一场围猎的对象，在黑市上购买自己的生命，偷取自己的每一下心跳。”— 《星形广场》（莫迪亚诺）

小区现在依然进出入要凭出入证，进小区要量体温。每天回家，我的固定动作，摇下车窗，给出入证，深出手腕，有一天，我两个手腕都伸出去了，保安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警察，没权利拷你。保安是敷衍的，像很多人对待爱情一样。其实他知道这样蜻蜓点水，测不出真实的体温，我们也知道他测不出真实的体温，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他这样其实就是比划一下，走个形式。

听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背后的一大原因，是不用做家务，这些都被他妻子承包了。当然，我不敢跟梅子说这个新闻，她会把拖鞋脱下来，用左手或者右手高举着。

感谢科技的发展，很多的家务都逐渐电气化了。洗衣机，洗碗机，洗拖一体扫地机器人，有什么可以帮助分忧家务的，我肯定第一时间买的。还有一愿景，我希望以后温柔的机器人，可抚摸，可挠痒，再惬意不过。

很难说社会的变革本身是增加了幸福感还是降低了幽美邈远的浪漫。诗人、乐手、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是有大量的感性经验，瞬间或是永恒，不管是糟粕的虚无感还是看清人性之后的宽容，向内，有层次，都会有或无的致命诱惑，给人带来现实之外的感悟。文艺的集体潮流，这个时代，很难再有了，文艺个体的独立散户，倒是不会消亡。倘若文艺是集体的，就不算真正的文艺。

二零一九，过得颇有些凄惨，生病两次，第一次喉咙完全不能说话，我变成哑剧的主角，空有俊美的脸蛋；第二次还是肺炎，还是在新冠爆发前的一周，没把我老妈给吓坏，上帝保佑上帝保佑，老妈一直在电话里说。肺部感染的那两周，天天中午去医院，带着口罩，人似乎就会变好看。护士的眼睛黑亮得像一座湖，睫毛很长，在我眼前忽闪。我问她，肺炎都要挂水两周吗？护士说，听医生的。我说，那我听你的。

眼前回到时间孕育出世界之前的样子，没有璀璨星云，听说那是一片万物之间都没有关系的混沌，至于为什么称作混沌，也无人知晓。那也是荒芜的诞生之地，所有的忧伤、寂寞、欢喜都来自各自的娘胎，而后吃泡菜，喝可乐，被温暖的雨水浇灌后长大；而所有的娘胎，都来自那片该死的混沌。黑夜在后现代城市中被弄得一团糟，跟睡眠一样，本应该在地球的另一面，文学本就是伤感的。梅子又问我，如果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，我会想些什么做点什么。另外，其实这个梅子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，只是一个代号，我爱的人，爱过我的人，都有可能是梅子。梅子有时会莫名其妙得看着我，一副没有吃饱饭的样子，事实上，家里有很多吃的。如果愿意，点份火锅，半小时就能吃上。我回过神来时，梅子已经放下了窗帘。

许久没醉眠过。酒和日子都在昨天。

鱼一生都在水里游，不会游到一半产生忧郁，不会心生怎么就游不到岸的疑问，亦或感觉到生命的残酷和种种荒谬。即使被人抓到，做成水煮鱼，也不会去思考到底他妈被谁给水煮了，其实想想是挺悲哀，一生与水相伴，跟水结缘，又被做成水煮鱼，不知是幽默还是宿命。人在快乐时，总是不多言不多语，不会在吃饭谈恋爱时产生惆怅，在灵肉痛苦爱情受挫到来后，才窥见自身的不可能，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无奈。

存在是一种虚无，每一阵风都是命运，醒来之时，就会告别哲学家身份。没什么比午睡失眠更痛苦了，我的脑袋里都是水，摇一摇都是海浪声。因为一直醒着，所以就不会是哲学家，因为不会沉睡，所以就不会冰冷。欧洲的同事总是问我跟范冰冰什么关系，因为名字看起来一样，身份证和护照上都说今天是生日，可我的生日还有好多年才到。蚊子在夜里出没，叮了我之后，变成了跟我一样大，我变得跟蚊子一样小，小得很多美女都看不见我，反倒都想把我拍死电死毒死，像躲在角落的蜘蛛，世界终究是她们的，于是得出生命是残酷的结论。我是个逻辑学的研究者，还有张纸证明是有最高学历的，但在文字里，我从不讲逻辑，于是得出人生总是荒谬的结论。